科研助力 | 你真的会做问卷调查吗？看看这几个误区你有没有踩过

以下内容节选自《领悟方法：社会科学研究中的方法误用及解决之道》p.141-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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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时候适合使用问卷调查

我们要看到，无论问题编写得有多好，问卷调查是一种僵化的访谈方式，它本身是有其内在问题的。最为明显的一点是，在人们的体验与想法当中，越是复杂而有趣的部分，越是难以用这种格式化的访谈方式问出来。如果我们硬要这么做，也只不过是把这些复杂而有趣的想法削足适履，最终强行塞到一些框框里去罢了。

但研究工作的困难在于，单个人做不了太多深度访谈。超过一定的数量之后，你就需要一个研究团队。如果没有统一的问卷，你就很难把团队中的不同人收集的资料汇总在一起。当然，你也可以对不同人收集的资料进行所谓“编码”。但是，如果说问卷调查是一种事先的削足适履（事先给出四到五个选项，再加上“其他”），那么对深度访谈资料进行“编码”就是一种事后的削足适履（先让人们畅所欲言，事后再把他们的话归为四到五类，再加上“其他”）。事实上，受访者的想法应当被归到哪一类，他们自己比我们更清楚，所以，与其让我们来事后编码，还不如让回答人自己去归类。

有人会说，研究者事先也不知道哪些答案最为常见，所以他需要事后再进行编码。但是你只要认真进行试调查，就完全可以了解哪些答案最为常见，所以这个理由不能成立。

问卷调查中，访谈者不再能够自主地掌控访谈的过程：他不需要动脑筋，只是做一种体力活。问卷调查，就是研究工作里的泰勒制。有时候这种做法确实会导致一些荒谬的结果。但是，通过认真的、足够数量的试调查，我们完全可以了解哪些问法能够非常接近地测量出我们真正想要测量的内容。如果问卷调查的结果就是一些“点估计”（ point estimate），那它确实意义不大。说“62.43% 的美国人支持医改法案”，这话其实意义不大。因为只要你改变一下问法，这个数字就会变。真正有意义的，是你对各个群体和不同时段进行比较而得出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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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行分类在逻辑上也许不对，但在实践中有用

有些研究生认为问卷调查者是傻瓜或骗子，因为他们认为把人的复杂观念强行归到五度量表里很傻。听到这些研究生话语中透露出的轻蔑，我总是感到好笑。因为这种活动正是他们作为专业人士应该致力于做的事情。

此外，问卷调查中的测量确实比较简化，但人们可能也没有我们想的那么复杂。如果你对把人的复杂观念强行归到五度量表里感到义愤填膺，请冷静一下。你可以从逻辑上证明医生将疼痛分为十个等级的做法是站不住脚的。但是，它在实践中很管用。泰勒制的方式确实让人感觉如同苦役，但它是对做研究所必需的自律习惯的良好训练。这才是问卷调查真正值得称道之处：通过问卷调查，研究者对于访谈过程的本质有了更清晰的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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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卷调查带来的所谓“代表性”其实很糟糕

与流行的看法相反，我认为众所赞誉的“代表性”并不是问卷调查值得自夸的事情。

阿灵· 巴顿提问说，如果解剖学家从一个有机体上随机抽取出数个细胞，作为样本来研究这个有机体，我们会认为这种方式并不可行。那么凭什么同样的方式在研究社会时会被认为是有效的？如果你在素食主义的嬉皮士营地里生活过，肯定有一种食物让你吃得都反胃，那就是红豆蔬菜乱炖汤。厨房里有什么食材，你就可以往这种汤里放什么食材。无论是谁，都能在里头挑到自己能吃的东西：红豆、胡萝卜、洋葱、香叶、盐、胡椒，等等。这种汤，基本上就是厨房里所有食物的随机样本。把各种东西放在一起来乱炖，结果是丧失了每种东西的味道。

问卷调查的代表性就像是乱炖汤，各种不同的模式混在一起，结果可能是掩盖了真正存在的模式。

人们通常认为，问卷调查的最大优势就在于它具有代表性，其实那并不是它的真正优势。人们通常认为，问卷调查的最大劣势就在于作答结果中的不确定因素太多，其实那才是它的真正优势。我们正是通过使用问卷调查，才对作答过程有了更深入的了解。由此得到的这些发现，即便你是做深度访谈的，也应当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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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答过程对答案的影响不可忽视

 很早之前，研究者就注意到，问题的措辞方式会影响到人们的回答。例如，有两种不同的措辞：第一种是“你同意××政策吗？”第二种是“你同意总统的××政策吗？”后一种问法会有更多的人表示同意。起初，研究者认为这是由于措辞具有诱导效应，因此就努力提出不会左右人们的更好的措辞方式。但是，他们随后发现，不同措辞方式的影响太大了。他们开始怀疑，人们事先可能并没有任何意见。所有这一切可能都是人为激发出来的产物。如果你提问说：“你支持总统在乌拉米尔斯坦地区的国际政策吗？” 70% 的人会说支持。其实世界上根本没有一个叫“乌拉米尔斯坦”的地方。我们应该怎么去研究这类“意见”？

研究者努力去弄清这些回答背后的道理，由此对人的作答过程提出了非常有见地的理论。这正是我一直强调研究者需要做到的事情：对于资料的生成过程有真正的理解。随着对这些问题的不断深入探究，借助于认知科学和对话分析，问卷研究者变得更为成熟老练。他们不再认为“真实”的意见是人们在没有被问及之前就一直持有的某种东西。

研究者还发现，不只是一些“情境”因素在影响着人们的意见。除此之外，还有一些看似琐碎肤浅的事情。例如，面对一个很长的选项，人们很可能会忘记中间选项，而更容易选择第一项和最后一项。这类研究结果的不断累积，导致了整体视角的格式塔转换（ Gestalt shift）：社会学家过去以为，这些偏差和扭曲是阻碍我们理解人们的意见的障碍；现在他们才意识到，这其实就是人的意见得以形成的正常逻辑。

在1980年代，研究者曾经对美国人进行问卷调查，询问他们是否支持尼加拉瓜的反叛者，结果得到的回答却自相矛盾、不合逻辑。很多美国人知道，尼加拉瓜是拉丁美洲的一个小国；他们也知道，这些国家里的多数叛乱都是与美国作对的；但是很少人知道，尼加拉瓜的这一次叛乱却是持亲美立场的，美国在支持这些反叛者。在这种情况下，回答人想努力地表达自己支持政府的立场，所以他会表态支持美国在尼加拉瓜的政策立场，但同时又说他自己反对这些反叛者。你如果了解这一作答过程，就知道他并不是在胡乱回答。他是在缺乏相应信息的情况下，努力地表达他的看法。你的提问应该为他的作答提供必要的信息，比如说提问方式可以改为：“您是否赞同里根总统对尼加拉瓜的反叛者的支持？”这样，才能确切地了解到他的观点到底是什么。